【不讓「于歡案」再發生,民間借貸將大幅度降低利率保護】

來源 | 譚浩俊微財經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了《關於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賀小榮表示,修改完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

長期以來,民間借貸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補充,對緩解中小微企業和居民創業資金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有效彌補了金融機構在服務企業和居民中的不足。但是,由於現行政策在對民間借貸利率保護方面放得過寬,24%的司法保護上限,讓絕大部分企業不堪重負。加上一些民間借貸機構行為極不規範,在保護利率上限基礎上還添加了各種服務費,從而使民間借貸很多都演變成名副其實的高利貸。為什麼民間有不用民間借貸等死、用了民間借貸找死的說法,就是因為民間借貸的利率過高、收費太黑,能夠具備這種承受能力的企業寥寥無幾,由此也引發了許多案件。如山東于歡殺人案,就是因為高利貸引發的。

在金融體系還不夠完善,服務中小微企業和居民的中小銀行、小微銀行還數量有限,即便成立了村鎮銀行、小微銀行等金融機構,也都學著大銀行經營方式、經營理念的情況下,如果取消民間借貸,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矛盾將更加突出,因為融資問題而難以生存的企業也會更多。更重要的,它會對居民和企業的創業創新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所以,允許民間借貸存在,仍然是目前無法跨越的一條坎,也是市場體系完善必須具備的一種服務體系、服務領域和服務行業。

不能取消,不代表不能規範,更不代表不需要規範。如果對民間借貸行為不加以有效約束,不對不合理的借貸行為依法規範,不對過高的融資成本加以控制,民間借貸的作用就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會產生很多負面作用。所以,最高法決定大幅降低民間借貸等量齊觀保護,嚴控高利轉貸行為,是非常必要的。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如果不對民間借貸的高利率進行控制,對利率上限保護政策進行調整,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還會讓很多實體企業轉行做資金交易,一手以經營需要向銀行貸款,一手又將資金高利轉貸,形成「二銀行」,使資金在銀行體系外運轉,給金融風險造成極大隱患。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頻現非法集資案,原因也就在於,民間借貸的獲利空間太大,而在發生問題后,司法機關又能按照利率保護最高上限給予民間借貸者以利益保護,從而讓放貸企業可以更加有恃無恐地進行民間借貸活動,導致銀行資金體外循環,也使得實體企業遭受資本外流壓力。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一般中小企業身上,一些上市公司也加入到了民間借貸行為之中,將上市獲得的資金高利放貸,完全失去了公眾公司的形象。

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特別是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世界經濟正面臨衰退風險,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運行的影響正在加劇,企業運行的困難不斷增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民間借貸演變成高利貸,那企業運行的困難將更大,企業生存下去的信心也將受到嚴重打擊。因此,必須適應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大大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上限。筆者的觀點,民間借貸的保護上限不能超過12%,也就是目前的一半。超過這個上限,就等於將企業置於死地。不僅如此,對設定的保護上限,還必須是乾乾淨淨,沒有任何毒性元素、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一旦發現具有毒性元素和附加條件的,將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對放貸者予以嚴厲追究。除處以嚴厲罰款外,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

為了幫助實體企業,中央要求金融機構今年必須讓利1.5萬億。雖然難度很大,金融企業也需要過日子。但是,為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為了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必須做出這樣的犧牲。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民間借貸仍然暴利橫行,顯然是不利於經濟復甦和企業脫困的。因此,有關方面應當盡拿出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政策,並出台執行細則。在此基礎上,相關處罰措施也要一併跟上,確保政策調整后不因為處罰跟進不力而流於形式。

困難時期,更需同心協力,共度時艱。因此,政策的調整也要及時跟進、適應需要,真正讓政策對經濟發展、企業運行、居民創業、社會穩定等起促進作用,而不是阻礙作用。調整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政策,迫在眉睫。​​​​

(思進注:本文僅代表原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更並不代表本號立場。文中的論述和觀點,敬請讀者注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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